极简的欧洲与华夏文明史——欧洲文明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引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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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的欧洲与华夏文明史——欧洲文明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引领世界




春节期间,我精读了一套叫做《透过地理看历史》的书,作者是李不白。我不清楚现在孩子们学到的历史是怎样的,但至少我认为我们以前在中学时学习的历史相当零散和片面,甚至很多观点都有偏见。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的,而历史也与地理和气候紧密相关,这两本书正好填补了这些间隙。让我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了非常系统而全面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我们不太可能成为"拍打自己的翅膀然后引起飓风的蝴蝶",也不太可能成为改变历史进程、改变世界的重要人物。我们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向前。了解世界、了解过去、搞清楚我们生活的世界为何如此,弄明白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将走向何方,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自己。以下是我阅读完后的感想。



华夏文明为何如此伟大


除了华夏文明外,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还包括苏美尔、埃及、印度、希腊等等。他们都在蛮族的入侵下中断和消失了。全世界只有中华文明能够一直延续下来,以至于我们至今普通人仍然能够看懂两千年前古人的书籍。而现在的埃及、印度、希腊,他们的除了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外,无论是血统还是文化,跟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早已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他们的文字只有考古专家才能看懂。作为农耕文明的华夏文明虽然也不断的受到北方游牧蛮族的入侵,但数千年来,华夏文明不仅从未中断,还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发扬光大,游牧民族一旦进入中原,都自觉不自觉的被我们同化,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分子。


历经800年的周朝为华夏文明打下的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周朝采取“分封制”,只要大家尊重一个“天子”,遵守一套礼仪道德标准,那么大家就是一类人,同属华夏文明。诸侯们自己管理好自己封地自己的人民就行了,周王不干涉各诸侯国的内政。而,不认同这一套文化的外邦,我们就称为“胡、夷、狄、蛮”。宽松自由的环境才能催生出灿烂的文化和思想。现在看来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其实是中国思想最自由的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春秋战国对于中国,就像古希腊对于欧洲,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缔造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华夏文明。华夏文明,华夏民族具有强大包容性和生命力并不是基于血统,种族,宗教,更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认同。




秦皇汉武奠定了两千年的极权主义


公元前350年,代表“法家”思想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商鞅的变法其实并不是第一个,楚国也实施了变法,只是没有一个像秦国这么彻底,执行得如此残酷。商鞅变法的本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改分封制为郡县制,改封建制为中央集权,把贵族联合统治的模式改为全部权力集中于国君一人身上。说白了,就是搞极权主义,搞独裁。国家在战争时期,独裁比起分治更有助于举全国之力办大事。秦国消灭了贵族,只有军功才能封爵,秦国集全国之力在打仗,而其他六国,只是贵族在打仗。普通老百姓税金、田租交给谁不是交啊,国家打赢打输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是换个地主而已。结果可想而知。在同时期的罗马人也清楚,独裁和民主其实各有优劣,因此他们设立了独裁官制度,平时实行民主,而在外敌入侵时暂时恢复王权的独裁,应付战争。

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与现代的执行“法治思想”根本不是一回事。“法家”的“法”是搞极权主义的配套,除了“恶法”还有愚民、弱民政策配合。商鞅认为要让人民好管听话,永远跟着国家的政策走,人民最好都傻一点。像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太聪明不好管,你让他杀人,他会跟你讲仁义道德,你让他使诡计,他骂你没道德。还有,他认为老百姓最好别有钱,“民富则国弱,民弱则国富”,有钱了就没人玩命上战场,利益的刺激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始终在温饱线上的挣扎的人会为了生存去种田或者去打仗,也没闲工夫去琢磨国家治理是否合理。所以后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是一个偶然的举动,这个行为和商鞅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为了控制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实行愚民政策。


半个世纪后的汉武帝,执行的推恩令其实就是曲线的把分封制彻底消灭,巩固中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外儒内法”。董仲舒的主张的“儒”跟孔子的“儒”也有本质区别。孔子的儒讲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董仲舒的“儒”强调的是“君权天授”以及“三纲五常”,跟商鞅的法其实相辅相成,商鞅的法是让人民在严酷的法律下不得不接受极权主义,而董仲舒则从意识形态上让人民心甘情愿接受极权主义。秦皇汉武这一套,带了一个坏头,愈演愈烈,之后的两千年的中国,基本就是一个低水平的循环,刘家倒了,司马家上,司马家倒了,杨家上,杨家倒了李家上……不停的争权夺利。中国古代历史基本就讲完了,说简单也很简单。在极权的土壤上产生不了民主思想和文化。以至于2000年后在孙中山建立了共和,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后,还有人认为中国不能一天没有皇帝,因此有了袁世凯复辟的走回头路的丑剧。




古希腊和古罗马:欧洲文明的源头


无独有偶,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同时期,在欧洲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的先贤们也在自由的思考。中国的先贤主要思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他们发明了哲学,数学,为现代科学播下了种子,在政治方面,他们提出三权分立,权力需要制衡,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核。公元前30年,罗马崛起,统一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罗马经历王政、共和、帝国时代。后来分裂为西罗马和东罗马两个国家,东罗马也称为“拜占庭”。但罗马不管哪一个时代,都没有改变“三权分立”的内核,三个时代只是三种权利在博弈中此消彼长的结果。罗马的皇帝的权利比起中国皇帝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国皇帝是定于一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希腊和古罗马对欧洲的影响至今。与中国文化相反,欧洲人的传统意识里就没有大一统的概念,自由和民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追求。

罗马时期,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有交流。在汉武帝的打压下,一部分匈奴人一直西迁,引来了连锁反应,日耳曼蛮族为了躲匈奴人的入侵,像潮水一样涌入西罗马帝国,最终于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灭亡。中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欧洲在罗马分裂后,就没有再合过了。



被宗教禁锢的欧洲中世纪




罗马时代,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但是教权一直控制在政府权力之下。日耳曼蛮族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因为目不识丁,没文化,更不懂怎么建立和治理国家,就把教会捧为老师。教会从生活、法律、宗教方面对日耳曼实施全面的改造,并给各个日耳曼国王办加冕仪式,无形之中把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罗马教皇成了权力至高无上的人,相当于“欧洲的周天子”,而各个日耳曼国家相当于“诸侯国”。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后来演变为现在的西欧诸国。接下来的1000年,欧洲就进入了被基督教会禁锢思想的黑暗中世纪。


这个时期欧洲还有个主旋律,就是基督教与崛起的伊斯兰教的斗争。这两个宗教都源自古老的犹太教,但水火不相容,势均力敌。九次十字军东征杀戮无数,为两个宗教结下的血海深仇,影响至今。13世纪,被唐朝揍过的突厥人的一支在亚欧交界处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于是生活在东罗马帝国的人开始紧张,大批的东罗马人纷纷逃往西欧避难。西罗马原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早被日耳曼蛮族摧毁,东罗马则保存完好。这些避难的东罗马人带着老祖宗的艺术、珍品、文学、历史、哲学书籍来到西欧。这时候阿拉伯人已把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了欧洲,让欧洲的教育普及成为可能,打破了教会对知识和文化的垄断权。“懂得越多越反动”那时候都西欧也是一样的。西欧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许多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春风吹遍了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思想的解放和教会的反扑来来回回持续了约三百年。1500年前古希腊人播下的民主和科学的种子终于在欧洲生根发芽了。



大航海时代:西升东降的起点


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加速了东西方的交流。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文艺复兴后,欧洲人打开了眼界,发现自己居然这么落后,东方早已把他们远远的抛在身后,尤其是传说中的中国。按照书中的说法,那是遍地黄金,富的流油的地方。遍地黄金肯定是马可波罗用来蹭流量,欧洲人肯定不知道就算遍地真有黄金也都是皇帝他们家的。然而,有一点没有错,中国文明在此之前确实一直领先于世界。例如盛唐时的长安城就有150万的人口,50万居然是外国人,世界也就是1亿人口,全世界1.5%的人都在长安。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可以比拟。


而欧洲穷到什么地步?最早的大航海目的居然是为了找胡椒、肉桂、豆蔻、丁香这样的香料,有多穷才会为了吃得香一点冒丢性命的风险远航。对于欧洲人找到胡椒就相当于找到了黄金。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不就是我们的葱、姜、蒜的作用吗,几根大葱能值个多少钱?得益于古希腊文化基因,欧洲人天生具有海洋商业文明的嗅觉,商业文明的特点就是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既然中国富有,那就去中国打劫去。



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横亘在欧亚大陆中间,穆斯林见到基督徒是见一个揍一个,陆路肯定过不去了,只能开拓海上航路。因此不管是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后来的英、法、俄,航海探险的主要目的地就是寻找通往遥远东方(尤其是传说中很富有的中国)的航线。于是,始于15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此时中国正处于明朝初期,秦皇汉武“外儒内法”这一套还要继续禁锢中国人的思想500年,到了明清,极权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说到大航海,我们就不得不提起明朝永乐年间七下西洋的郑和。如果论实力,中国人那时候绝对具备引领大航海时代的实力。郑和首次下西洋240艘船2万名将士。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首航是三条小船人数只有90人,完成首次环球航行的达伽马,4艘船,人数170人。先不说船的大小,就数量就不是在一个等级,而且郑和还早了近百年,所以说实力中国人航海能力远在欧洲人之上。然而,欧洲人航海和郑和的航海有很大的区别。


郑和下西洋,是自上而下的,受皇帝的命令,出海宣扬国威,让当地土著俯首称臣,给朝廷进贡,再领一些赏赐回去,这其实就是朝贡贸易。那些穷的掉渣的小国,经常拿一些土特产来朝贡换一些真金白银的赏赐,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为了面子实际在干赔本的买卖。为了避免对着一群光着屁股的土著宣读皇上的圣旨,引来土著前来朝贡。郑和走的是商业发达,文明开化之地。这不是探险,不是创造增量财富,而是满世界搞经济援助,做公益。这种航海背后需要有强大国力支撑,当明朝国力不行了就戛然而止了。



反观欧洲人的航海,是自下而上的发起的,主观目的是探索未知的世界,抢夺资源和财富,由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一基本人性所驱动。哥伦布是意大利人,拿着他那粗糙的航海计划先后找当时最强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做天使投资人。经过好几年努力才获得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资助。双方最终达成《圣塔菲协议》。约定,哥伦布为他发现的所有的陆地的元帅,可世袭,还能分得财富1/10,不用交税等等。双方把冒险者和国王的权、责、利明确下来。这对当时的中国不可思议,郑和下西洋只需要一道圣旨,就让你卖命,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前面说到,欧洲君主从来就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为所欲为。臣属可以向君主讨价还价,争取自己的利益很正常。


也正是欧洲这种尊重个人谋求发展追求自由的权利,尊重企业家冒险精神传统,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欧洲在随后的500年期间,政治和科技发展道路上一骑绝尘。从大航海时代起,东西方争强的赛跑中,欧洲注定占了上风。大航海时代,就是“西升东降”的开端。直到了19世纪末,中国人在海岸线看到欧洲人的坚船利炮时才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


这套书《通过地理看历史》非常有趣味。讲得不仅仅是地理和历史,里面我认为有强国富民之道,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思考,如何才能 make China great again,我的橱窗中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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